特立独行 风骨铮铮：缅怀恩师郭振华教授
郭振华教授，祖籍河北徐水县，1937年9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，196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曾先后在包头一中、包头十一中、包头一农校、包头十中担任语文教师，1975年8月至1997年9月在包头师范学院（原包头师范专科学校）中文系现代文学组任教，1994年被评聘为正教授。2024年5月因病在内蒙古包头市逝世，享年87岁。
郭振华教授一直致力于现代文学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，涉猎文、理、美术、音乐多个学科。1986年获包头金鹿奖，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三等奖，1987年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二等奖，1994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授予高等学校教师三等奖，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心理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。
郭振华教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，以教师为主导的新教学原则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精神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，努力使学生具备学者的大胆怀疑，灵敏发现，追求真谛，不倦探索的治学素质，学生们一致反应郭振华教师授课特点是深入、灵活、风趣。同时为了发展学生科研能力，耐心地向学生传授研究学问的门径，平时的作业多以小论文形式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，培养出一批批具有扎实写作和文学功底优秀毕业生。
郭振华教授自1963年开始，卅余年笔耕不辍、写作不息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力图通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解释前人未曾察觉到、以及尽管觉察到却不能透彻破解的艺术规律，为弄清一个问题，郭振华教授常常从文艺学追溯到心理学，生理学，甚至生理化学。先生创作论文几十余篇，先后著有专著7部：1986年出版《文艺心理探新》33万字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；1993年出版《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》，28万字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；1998年《语言艺术探微》28万字；2002年《音乐学——音乐的灵悟与妙谛》53万字，远方出版社；2005年出版《哲学的感悟——智慧的释放与开启》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；2010年出版《心理文化》年线装书局出版）以及晚年病痛中创作的《社会逻辑学》。
星期天，当考官，手机被收走。工作结束后，打开手机，有郭振华先生的小女儿培明的一条信息：张老师，我爸去世了。我的心咯噔一下，悲伤袭上心头，连续两天工作的疲倦感一扫而去。我以为是当天的事，一问，已经二十天了。
丧事简办，是子女们达观，以我对郭老师的了解，一定也是他的遗愿。对此，我表示理解。郭老师的一生，活得很率真，反对繁文缛节，不看重仪式感。尽管如此，从感情上说，没能送郭老师最后一程，还是很遗憾。
四十多年来，我与郭老师的交往，郭老师对我的恩情，历历在目，永志难忘。
我刚留校时，在中文系当了三年资料员，郭老师每天来资料室写稿子。有时候我外出办事，就郭老师替我顶班儿。资料室里，两张办公桌对在一起，郭老师坐在我对面，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的响声，听上去那么悦耳。我知道，这听觉感受里，有我对郭老师的敬重和钦佩，也融入了我对学问的热爱。
那时正处于思想解放的前期，学术界迈着小碎步徐行，左倾思潮时不时地袭扰，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风声呼呼地刮着，他的稿子里有“污染”嫌疑的地方，他就修改，勾勾画画，涂涂抹抹。郭老师幽默、戏谑，他半是自嘲半是自我解嘲地戏称之为“遍地插小红旗”。去年，培明听完我的讲座发信说，“您跟我爸个性太像了，都是那么率真质朴，就是我爸稍微比您狡黠一点。”呵呵，拜人生阅历所赐，郭老师也有狡黠的一面，这个秘密，被他的女儿发现了。
我受郭老师性格的影响确实是有原因的，我那时还是学术小白，只在电视报上发过一点豆腐块，学术生活以阅读为主。当时虽然经费紧张，但订阅报刊没有限制，我订了上百种学术期刊、文学期刊，每周从收发室领回来高高的一摞刊物，饕餮般地吞食，精神上有一种餍足感。郭老师写得累了，放下笔，抬起头，和我聊天。那哪是聊天呀，分明是在给我上课，一对一，带研究生，对我的帮助太大了。
上学时，我是个好学生，脑子里装满了文艺理论的条条框框，且对那些教条深信不疑，讲起来振振有词，头头是道。每当这时，郭老师先是一笑，话剧演员舞台上那种笑，而又笑得很自然。笑过之后，他开始解构那些在我看来颠扑不破的、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术观点。刚开始时，我抵触、排斥，不接受，那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命题，好像在我头脑里扎了根，拔不出来。改变是渐进式的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倒向郭老师这一边了，觉得他讲得更有道理。
八十年代初，文艺理论破冰解冻，但还残存着一些僵化的思想，苏联模式阴魂不散，鱼龙混杂，新旧夹缠。1984年被命名为“方法论年”，观念处在蜕变的过程中。上苍厚待我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我幸遇思想上独立不羁的郭老师，每天耳提面命，谆谆教诲，帮助我培养起了独立思考的精神，这样的学术品格，让我受益终身。后来我多次跟人讲起，资料室三年，我相当于读了一个研究生。导师，自然就是郭老师。
有两种思维方式，郭老师活学活用，娴熟而自如，那就是发散性思维和逆向思维。他的头脑，像一台生产思想的机器，总是那么活跃，仿佛灵感随时都可以汩汩流淌，奇思妙想，箴言隽语，在他那里就是家常便饭，批发零售，货源充足。他对那些流俗的观点始终保持着警觉，挥舞着批判的利刃，毫不留情地劈砍。与其说我接受了郭老师的某些观点，不如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思考问题的方法，是的，方法论的学问，才是最宝贵的。
朝夕相处，学问上的引领，生活上的关心，师生情谊日笃。
工作后的第二个暑假，回老家赤峰。那时刚二十岁出头，特别想家，盼着放假，一放假就赶紧回。因为马上要回到家见到父母，兴奋得睡不着了，一向睡眠质量好的我竟失眠了。晚上失眠，早晨自然是贪睡啊。郭老师到学校操场跑步，他寻思，张伟走了没有？就来到操场西北角的小二楼单身宿舍敲我的门，把我敲醒了，才发现离开车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坐2路车肯定赶不上了。那时包头还没有出租车，往返车站只能坐公交。怎么办？郭老师当机立断：骑自行车，赶紧地！于是车把上挂着两个黄帆布大提包，车后座上坐着郭老师，我骑着车，飞一般地向着沼潭火车站一路狂奔。为什么要带上郭老师呢，我上火车了，得他把自行车骑回来啊。那是中文系的一辆公车，平时就我骑着，很破旧了。搁在现在，扔了也不可惜。那时不行，那时连扔掉的念头都不会有。半路上，郭老师替我骑一段，也是飞车的速度，挂着提包，带着我。那时只想着赶上火车，没心情观察路人的反应，现在回想，当时马路边一定有人现出惊掉下巴的神情，这两个疯子，是后面有人追吗？那两个大提包是赃物吗？还好，当时有惊无险，没误火车，我检票进站了，郭老师把自行车骑回学校。
为了给我提供锻炼的机会，为转成教师身份创造条件，郭老师让我替他讲大学语文，他叫大一国文，这是50年代他上大学时的课程名称。我十分珍惜，认真备课。我在台上讲，郭老师坐在下面听，课后点评、指导，更多的是鼓励。多年以后，我的《阐释与诘问》出版时，郭老师奖掖后进，撰文《阐释有深度 诘问见功力》，评价说，“从张伟的不少文章中可见这位中年学者对文学有超轶常人、心得独有的见解”，字里行间满溢着拳拳之心，殷殷之情。
八十年代，一年一度的学校文艺汇演是一件盛事。我把鲁迅的小品文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改编成一个小剧本，得到了郭老师的极大的鼓励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们热情投入，加紧排练。李海丰演奴才，王建合演傻子，于瑞成演财主，我演聪明人，董健旁白。内蒙话剧团的崔亚男正在中文系进修，出任导演。同伴们很快进入角色，都演得有模有样。我生性拘谨，没有表演才能，郭老师一句一句地教我，一遍一遍地示范。那些天，有人从资料室门前经过，好生奇怪，平日里肃肃静静读书的地方，咋这么热闹。其实，很多时候只有郭老师我们俩，是他在教我演“聪明人”。我们的节目，在汇演中夺得一等奖。
后来不在一个系工作了，但我和郭老师的交往依然频繁，师生情谊镀上了岁月的包浆。古人讲天地君亲师，我与郭老师处得像亲人，亦师亦亲。老家属院里，还住过五年邻居，弥漫着烟火气、人情味儿的过从，就更密切了。
郭老师做学问，自出机杼，不守绳墨，有自己的研究范式，更有许多别出心裁的独到见解。
我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《艺文论衡》，收录了我给郭老师写的三篇书评，翻阅这本二十年前的小书，透过文字，脑海里浮动的是郭老师的音容笑貌，是一个个生动的场景、画面。
郭老师是较早涉足文艺心理学研究的，我在书评里说，早在1985年，继金开诚《文艺心理学论稿》、鲁枢元《创作心理研究》之后，他出版了新时期第三部文艺心理学著作《文艺心理学探新》。这个结论也许不够准确，即便不是第三部，也是全国比较早的一部文艺心理学。
我这样评价郭老师的《文艺心理学探新》——
作者的思维，既不是古典式的顿悟，也不是西方式的思辨，却又绝不舍弃人类思维的已有经验，完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。行文中，时有思想火花的闪烁，犹之乎间隔出现的路灯，映照路人（读者）愉快地举步；光线相接，整个路面（全书）一片通明。也许作者更长于发散性的思维吧，《探新》没有旁征博引的禀赋，不从故纸堆中拾取“国粹”据为己有，也不去广泛搜罗外域之精英，而是以心理学为依据，凭借着自己的深思精研，开启文艺的大门，导引读者跨入审美的殿堂。所以，总结归纳少，分析品评多，这是《探新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。
郭老师的《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》，直觉感悟，微观透视，是其理论特色；心理分析，借重科学，是其研究方法。在他眼里，建筑是粉妆玉琢的山岭，书法是毛笔表演的芭蕾，而舞蹈，又是一个飘忽的艺术精灵。面对变幻莫测的艺术心理，他都能捕捉到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，艺术想象，他看作是安琪儿矫健的翅膀，艺术情感，他又比拟为丘比特的神箭，他试着为情绪穿件合体的衣裳，他又从艺术思维联系到一句古词“思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。
皇皇五十多万言的《音乐学》，更多了与年轮俱增的睿智。由于音乐语言的抽象性、模糊性，音乐的奥秘是最难把握的，因而在部门艺术理论中，音乐理论也就最显薄弱。郭老师是知难而进，迎难而上。作为弟子，我读着读着每每会心一笑，如与吾师晤谈。特别是读到不谋而合、所见略同处，更是慨然、欣然，想立刻求见老师，谈个痛快。比如对“声情并茂”的别解，郭老师写道：“情与声，本不是并列关系，而是主从关系。”我在书里也谈过这个问题：“咬嚼一下，声与情不是并列关系，而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，呼吸、共鸣等发声技巧是手段，表达感情、反映说话人的内心世界，才是目的。”一个谈歌唱，一个谈说话，道理是相通的。
检视这第三篇书评，就有放肆的笔触了，对郭老师的研究有所批评了。翅膀硬了，说话冲了，而其前提是郭老师的宽容，他允许弟子平等地交流。
思想的野马没有疆界，郭老师涉猎广泛，有宽阔的问题域，从文学延迁到艺术、哲学等学科，被疾病阻断的社会逻辑学研究，也值得期待，现在，像半部《红楼》一样，我们深感遗憾，徒叹奈何。
他从来不把学问束之高阁，而是让思想的光芒照亮日常生活。他说，求人办事，对方上心不上心，观察他的反应就知道了。如果是路遇，谈完事他骑上自行车就走，十有八九没把你的事放在心里；而推着车慢慢地走一截，然后再骑行，很可能是他在想办法。
不追求物质上的享乐，耽于观察、思考，郭老师以此为业，以此为乐。师生两人在一起，有时也恶作剧。比如，品头论足，说某女是说明文，寡味儿得很；某女是散文，有些情致；某女是抒情短诗，如沐春风。说某学者是攒钢镚的学问，另一学者货品稀松，吆喝的好，云云。乐而不淫，无伤大雅，而且，仅限于我们俩打趣逗乐。
辩论赛决赛点评，我是从郭老师手里接棒的。之前，这活儿非他莫属。蓬乱的头发，随性的衣衫，掩不住他的才情。他一开口，就吸引住了听众。纪晓岚一样的言语机智，神似嵇康的倜傥不羁，康德追求的“片面的深刻”，尼采式的思想锋芒，博采众长，兼而有之。
最后一次见郭老师，是去年中秋节，我去家里看望他。当时他已病得不轻，从卧室到客厅的几步路，也需要人搀扶，吃饭，得护工喂了。我心里酸酸的，想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一时语塞，找不到合适的词句。似乎，郭老师也不需要那些廉价的话语，他还是那么健谈，朗笑声少了，词锋仍在，批判社会，臧否人物，还是那么机智、犀利。视力不太好，坐在客厅沙发上，也戴着一副墨镜，那造型，那道白，那丰神俊逸，让我想到电影《简爱》里的老年罗切斯特。
知父莫若子（女）。长女慧芳写的悼文笔墨省俭，句句贴心。“不谙世事，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”，诚哉斯言！“卸掉了思想，卸去了病痛，带着不屈的灵魂与世长辞”，病痛解除了，思想还活着，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
本文作者：张伟，包头师范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《阴山学刊》原主编。中华美学学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批会员，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，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，内蒙古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，包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著作有《艺文论衡》、《阐释与诘问》、《口语表达心理研究》、《编馀思与写》、《含咀集》、《插柳集》等。主编教材、著作三部，并主编10卷本《许淇文集》。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写作》、《演讲与口才》等50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。曾获得内蒙古文学创作政府奖“索龙嘎”奖、内蒙古社科成果奖、内蒙古文艺评论奖、包头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、包头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包头市社科成果奖、包头市文艺振兴奖、北方十五省文艺图书奖等多项，被评为全国先进社科工作者，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主编,全国优秀社科科普专家。
